今天，小编分享我们和一位北京四中历史资深老师的一手访谈。它是这段时间最受欢迎的一场直播，干货满满，花友们反响非常热烈。
这次，我们请到的嘉宾——赵利剑老师：在北京四中教学三十多年，所带班级连续多年获得北京市历史高考总平均成绩第一名，参与历史教科书编写...对于怎么带孩子学历史，他可谓真正的教育专家，有非常透彻的理解。
关于历史学习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：不能做历史的复读机，希望孩子们能从历史中悟出些东西来。关键是对历史怎么看，对历史事件怎么分析，从什么角度，用什么方法...
最近，赵老师新出了一套书《历史应该这样学》，是他在北京四中上过的历史课实录。一方面是对历史教材知识的拓展阅读，另一方面就是他对重要历史事件分析，这也是他最看重的历史解释能力。当孩子读到这套书时，能真实感受到四中的历史课长啥样。
借这个机会，我们请到赵老师详细聊聊，北京四中的历史课有啥不一样，历史到底该如何学。
两小时的采访中，干货满满。今天我们摘取了访谈中的精华要点，和大家做书面分享，相信读了这篇文章，对于历史学科的理解，如何带孩子学历史，都能有更透彻的认识。
来，一起听听这位资深历史老师的"大白话"...
01、北京四中历史课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
和普通历史课是否不太一样？
赵利剑：开始前，先来聊聊历史这门学科。
任何学科都有它自身的特点。比如物理、数学，它有定理、有公式，把相关数据带进去进行推理，最后的结果有唯一正确的答案。如果在推导过程中，出了问题，结局要么是推不下去了，要么就是推出的结果是错的。我们讲数学、物理这类的自然科学，它主要训练的是逻辑思维。
历史不同，是没有标准答案，是可以有不同解释的。
历史一切要以史实为依托。在我们都认可基本史实的情况下，对历史可以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不同的解释。
当然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不能违背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有一些答案是可以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严格来说没有唯一正确答案。
只要以史实为依托，从自己的立场或角度分析，逻辑可以自洽，最后能够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，这都属于历史的解释。
由于各种原因，教科书提供的只是对历史的某一种解释。我参与过历史教科书的编写，了解到教科书有很大的局限性。比如篇幅不能太大，很多问题只能点到为止，不能展开；还有，就是史学界很多前卫的、不同的观点，没法搬到教材书中。
那我觉得学生有时候可能会无所适从，他只能选择一种相对比较主流的、中正平的一种观点。
但是我觉得，历史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的解释。
所以，要说到四中历史组在历史教学方面有什么样的特点？我们比较侧重于对历史学科的一些本质性、学术学科特征的强调，建立在课内基础之上的课外拓展。
比如说史实的掌握，分析什么样的问题，得出什么样的结论，对历史人物怎么评价的，前提一定是把史实弄清楚。史实都弄不清楚，后面一概都谈不上。
在史实清楚的基础之上，对一些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，我会给一些和教科书上不太一样的观点。
我给学生不太一样的观点的目的，不是为了颠覆教科书上的观点，目的在于说明教科书之外还有一些对历史的不同的解释。
你可以同意教科书上的观点，你也可以同意其他的观点，问题就在于你要知道这个观点是怎么得出来的。
这个引导过程就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：对这个史实怎么进行分析，采用什么样的逻辑，最后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。
把这些观点摆在学生面前，不是说一定要推翻教科书上的观点，是让学生有选择，你可以继续同意课本上的观点，你也可以同意其他的观点。关键是，你要知道这样的推导过程，这样将来对问题才可以有自己的看法。
所以我感觉，北京四中的特点，就是比较强调历史学科中这些比较本质的学科特点，建立在课内基础之上的课外的拓展，无论是知识的拓展，还是思维的拓展。
赵利剑：比如说，我们知道宋朝有一件大事，王安石变法。就是在宋神宗年间，王安石主持政务。他主持了熙宁新政，对北宋进行改革，力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，这个是北宋历史上非常大的一件事。
个人觉得王安石变法是我在教学当中，遇到非常不好处理的一件事儿。
背景好说：为什么要变法，北宋积贫积弱嘛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危机，所以到了宋神宗年间，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，他就要进行改革。
改革有什么措施，这个也好说。教材上写得很明白，而且我们也可以给学生做一些深入的分析和拓展。
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：第一是变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？第二是应该怎么去评价他，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？他对北宋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，还是相反？
你站在不同的立场上，用不同的评价体系，得出的结论就完全不一样。
比如说，在宋代之后中国古代历史上，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多面的。
比如他在文学上的造诣，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这个大家都是承认的；但是在政治上一般对他的评价就不是特别高，甚至于在南宋时，对他的打压、贬低还是非常明显的。
到了近代，会发现不断有人对王安石变法给予正面的评价。有一些大的史学家，比如梁启超先生、现代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明先生，都给王安石变法一很高的评价，那这是什么原因？
我们就可以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，看到在不同时代的环境下对他的不同评价。
比如说，中国古代历史上对王安石的评价不是很高。我们都知道，从古代的意识形态的角度，从当时主流价值观的角度来说，儒家有话语权。而王安石变法，无论是从他的指导思想，还是从变法的措施来说，都跟传统的儒家是有很大差异，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。
比如说，他采取的那些措施，像青苗法、免役法，市易法等，它加强了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。但是，它使得民众无论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富户，还是比较贫穷的，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
这个在儒家看起来就叫与民争利。其实当时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，就是这个观点。他认为天下的财富是有定数的，财富不在官府，就在民间；现在从老百姓手里边拿的东西多了，国家收入增加了，这就叫聚敛，就是“搜刮民脂民膏”，所以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就不是很好。
还有，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有非常恶劣的结果，就是他引起了北宋激烈的党争。围绕着是不是要变法，形成了所谓新党、旧党。
出现的结果就是，新党上台就对旧党进行打压，旧党翻盘后对新党打压。这样就把北宋的政治弄得错综复杂、乌烟瘴气，应该说这是后来北宋灭亡的很重要的原因。
虽然看起来说北宋是亡于靖康之变，事实上这种严重的党争，产生了非常非常内耗的作用。
到了近现代，又有不同。像梁启超先生，邓广明先生，说他是非常伟大的变革者。
中国近代是民族危机非常严重的时代，这个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面临着严重的外部侵略的威胁，甚至有几度有被列强瓜分，由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地的威胁。
这个时候，中国近代是呼吁变革、呼吁强国的时代。我们本身就是需要变革，而王安石，他的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，变革的精神很强烈。在近现代来说，中国缺乏这样的精神，再加上近代对传统文化、对儒家一种批判也好，反思也好，认为儒家比较保守，所以对王安石变法的这种评价就有渐高的这种趋势。
我把这种不同的这种观点摆在学生面前，你对王安石变法怎么评价不重要，你可以同意司马光的观点，你也可以同意梁启超、邓广明的观点，问题就在于你得知道这个观点是怎么得出来的。
这种评价不同映射的是评价者自身，所处的时代需求不一样。就应了有一句话嘛，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
任何人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的时候，难免会带有时代的烙印和特征，这实际上，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对历史有更全面的，更生动的，更有血有肉的，更丰富的认识。
